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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結構優勢及效能轉化

                  胡小文

                  2020-12-16 12:44

                  劉志禮 魏梓桐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和帶領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創造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八個民主黨派多黨參政的復合型政黨制度結構,并以其獨特而鮮明的結構優勢在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重要樞紐作用。新時代,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戰略目標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更加突出了“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1]的戰略任務。為此,要在充分認識和把握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結構優勢的基礎上,找準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實結合點,探索政黨制度效能轉化的路徑舉措,進一步提升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巨大推進作用。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結構優勢

                  政黨制度優勢能否在國家治理中充分彰顯,一方面取決于組成政黨制度結構的各個主體要素自身的能力狀況,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各個主體要素之間的結構特征、運作關系、組織原則及作用機理等。不同國家的政黨制度不僅在結構功能上有著巨大差別,更在履行相同政治職能的成效對比上差異顯著。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呈現“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的結構特征,有機結合并統一了領導核心的一元性與組織結構的多元性,在處理執政黨與參政黨、政黨與人民、政黨與政權、政黨與社會等多重結構關系上“更為負責任和有效率,顯得自信堅定并富有行動力”[2],從而彰顯出獨特的政黨制度結構優勢。

                  (一)執政黨與參政黨關系:有利于激發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互動活力

                  政黨間關系對政黨制度具有根本性、基礎性、前提性影響,是政黨制度有效發揮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和基礎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3]。新型政黨制度立足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創立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以互利合作、發展共贏為價值原則的親密友黨關系,突破了以執政為唯一目標的傳統政黨政治模式,從根本上解決了國家治理的結構性穩定問題。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實行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形成了“領導—合作”“執政—參政”的復合模式、立體格局,建構了一種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利益相連、命運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結構。這一基于雙方高度和諧且充滿共識的一致性政治目標形成的政治共同體,使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非但不存在根本性對立,并且能夠在相互支持和配合過程中形成統一高效的國家治理能力,為國家治理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合作、共存的黨際關系極大激發了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互動活力。在當代中國政治體制中,支持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共識。各民主黨派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法律上享有憲法規定的組織獨立、法律平等和政治自由。這種政治上的領導與接受領導,組織上、法律上的獨立平等關系,決定了民主黨派能夠以異體政黨的身份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參政議政、互相監督,推動政黨之間形成相輔相成、協調促進、正向發展的良性互動關系,從而將政黨之間的互動活力不斷轉化為國家治理的不竭動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1月14日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會上總結指出的,2019年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自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團結奮斗、一起攻堅克難。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圍繞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等重大問題積極建言獻策,為中共中央科學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各民主黨派深入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為打贏脫貧攻堅戰發揮了重要作用[4]。實踐證明,新型政黨制度創造性形成了民主黨派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同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的親密友黨關系,在有效解決國家治理的結構性穩定問題的同時,保障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優勢不斷彰顯。

                  (二)政黨與人民關系:有利于提升政黨對人民的聚合效力

                  在政黨與人民關系方面,政黨的執政權力來源于人民。政黨代表人民治理國家,本質上就是要聚合、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現良政善治的政治目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政黨制度“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5]。在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各民主黨派的廣泛性、進步性,共同決定了“人民至上”是多黨合作的價值目標和一致原則。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新型政黨制度在保障維護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礎上,能夠廣泛聚合和充分考慮全國各族各界的利益訴求,從而彰顯新型政黨制度利益代表功能的真實性、廣泛性、持久性。從利益代表的真實性看,參政黨依托新型政黨制度開辟的制度化利益表達和綜合渠道,將其所代表和聯系的特定社會界別和群體的具體利益向中樞的政治系統集中反映。執政黨通過廣泛收集、聚合和集中民意訴求,確定自身的施政綱領和方針政策,并通過民意授權直接組織政府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等,把代表和聚合的人民利益體現在國家治理過程中;從利益代表的廣泛性看,新型政黨制度既能體現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意志,又能反映民主黨派所聯系的不同社會界別和群體的具體利益,從而能夠做到最大范圍收集和聚合民意;從利益代表的持久性看,新型政黨制度通過民主黨派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等制度安排將多黨合作與協商貫穿于公共決策的始終,在充分聽取和吸納社會各方面合理意見的基礎上提升決策質量,使公共政策真正符合“最大公約數”的根本利益。在國內疫情防控時期,各民主黨派充分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圍繞科學防治新冠肺炎、積極應對疫情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修訂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等方面積極建言獻策。其中,民盟中央提出的“關于提高政策針對性有效性,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的建議”、民進中央提出的“關于將環衛、供水污水、垃圾處理單位納入疫區防疫物資統籌調配體系的建議”、九三學社提出的“關于統籌疫情防控與脫貧攻堅的建議”、致公黨中央提出的“關于打好社區防疫戰   奪取戰‘疫’徹底勝利”等建議,為黨和國家制定疫情防控期間系列政策措施提供了重要參考,從而真正把代表和聚合人民根本利益落在了實處[6]。實踐表明,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治理的政治體制中嵌入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參與,確保了國家治理能夠真實、廣泛、持久體現國家意志和人民根本利益,不僅有效解決了國家治理的目的性歸宿問題,更使整個政治體系能夠更加及時有效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多元化的社會利益,彰顯出鞏固和維護社會穩定發展的巨大優勢。

                  (三)政黨與政權關系:有利于保持政黨在政權中的政治張力

                  在政黨與政權關系方面,新型政黨制度創造性地設計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以各自不同的政黨角色進入國家政權,以制度化的形式保障了參政黨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以及對執政黨形成有效的政治監督,從而使執政黨治國理政的優勢得以進一步彰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7]。在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具有強大而穩定的領導核心作用的執政黨,通過掌握國家政權實現對國家和社會的集中統一領導,把握國家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在國家政權中發揮輔助和參與作用。一方面,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可以參加到中國共產黨組建的國家政治體制機構中,以擔任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等的領導或成員的方式直接參加國家治理;另一方面,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也可以通過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等形式履職盡責,間接實現對國家治理的介入[8]。通過新型政黨制度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參政黨在政治參與中實現了對執政黨治國理政實踐的有效政治平衡。這種處于同一政黨制度結構內的異體參政不僅能夠在國家治理中輸出各民主黨派自身的政治訴求,更能幫助執政黨“聽到不同的聲音”,既可以使執政黨更科學、更有效地發揮在國家治理中的領導作用,也可以使參政黨更好發揮參謀、助手、同事作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建設,健全相互監督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自覺接受監督、對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實施專項監督等機制,完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制度,完善支持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履行職能方法,展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9]。這從加強制度建設、發揮制度優勢的角度進一步肯定和突出了政黨相互監督尤其是執政黨自覺接受參政黨監督的重要性。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新型政黨制度通過“執政—參政”而不是“在朝—在野”的制度化安排,構建了執政黨的核心領導與參政黨的廣泛參與相結合的立體格局,從而充分保障了國家治理所需要的穩定性和創造性。

                  (四)政黨與社會關系:有利于增強政黨對社會的動員能力

                  在政黨與社會關系方面,政黨能否在國家治理中對各社會階層和社會組織進行有效凝聚和動員,是檢驗政黨制度結構性功能的重要標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基于“你輸我贏”“競爭上位”的競爭與排他性邏輯衍生出的“否決政治”,越來越凸顯出西方國家治理的結構困境與效能低下。同時,中國國家治理的復雜性和風險性也不斷增強,這從客觀上對中國國家治理的抗壓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堅持在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事業、共同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基礎上,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匯聚起共襄偉業的強大力量”[10]。新型政黨制度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中國各政黨的共同目標”[11]下,充分吸納了各民主黨派作為橋梁和紐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作用,不僅使民主黨派自身產生對執政黨的支持和聚合效應,同時也凝聚和動員了其所代表的不同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和社會階層,進而形成以執政黨為領導的全社會大團結、大聯合的共同體結構,保證了執政黨對國家治理的集中統一領導能夠獲得全面、廣泛、充分的政治支持。中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堅定不移同中國共產黨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堅定不移同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風雨與共。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堅決貫徹中共中央決策部署……組織6萬余名民主黨派醫務人員投入疫情一線……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貢獻力量”[12]。我國疫情防控斗爭實踐再次深刻證明,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充分調動國家治理所需的強大凝聚力和動員力,有效協調全社會各方面、各領域、各層級的能量和資源,集中力量解決國家治理過程中的關鍵性問題、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形成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下“全國一盤棋”的國家治理藍圖,增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意志和效率,為國家治理發展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結構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實動因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力的集中體現”[13],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制度”與“治理”的內在邏輯關系。制度是規范,治理是行為。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必須準確把握制度自身屬性與治理效能提升的契合點,進而才能基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目標補齊制度短板,發揮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整體效能。新時代,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的主體多元化、方式柔性化、機制協調化等建設目標為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指明了具體方向。因此,要對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積極推進合作型、協商型、民主型政黨制度建設,將政黨制度結構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一)國家治理主體由傳統一元轉向現代多元對建設合作型政黨制度提出要求

                  社會結構的多元分層和社會利益的多元分化是現代國家對傳統治國理政理念和社會管理方式改革和創新的基本依據,也即“國家治理”概念產生和興起的根本原因。分化的社會結構使得現代社會利益的相關方不再是一個較為單一的整體,而是由許多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群體形成的分化個體。這就從客觀上要求作為傳統意義上國家統治者和管理者的政黨和政府,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包括國家管理者、人民、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和協同治理的國家治理結構。由此,治理主體由傳統一元向現代多元的轉化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的內在目標,治理主體范圍的大幅擴展從根本上要求構建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政黨制度,將更廣泛的治理主體有序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中來,進而實現一致性與多樣性的有機統一。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堅持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治理核心主體的同時,廣泛吸納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成為國家治理的合作力量,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元主體共同合作參與的政黨制度結構,在制度屬性層面契合了國家治理體系建構對參與主體多元化的根本要求。從多元主體合作參與的實際效果看,民主黨派成員在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通過法定程序進入政府和司法機關擔任領導職務或成員,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或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均占有一定數量[14]。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有了制度化、規范化的表達渠道,多元主體合作治理國家和社會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然要注意到,進行有效政治參與及建言獻策的還是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中的有限成員,國家治理參與主體的廣泛性、多元化、層次化不足,表明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更廣泛層面吸納政治參與主體的能力還不足。為此,要在堅持和發揮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有的強大政治吸納和整合效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合作型政黨制度建設,著力構建執政黨領導下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國家治理結構。

                  (二)國家治理方式由傳統單向轉向現代互動對建設協商型政黨制度提出要求

                  國家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趨勢表明,相較于傳統的階級統治和政府監管,現代國家治理更加注重多元化協同治理的效應。國家治理的績效不再是某個單獨主體發揮功能和作用的結果,而是多元主體之間相互合作、有效互動,從而實現整體效能最大化的產物。因此,傳統上由政黨、政府等權威主體形成的單一的、線性的、命令式的、控制性的監管已經不再契合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需要多元主體之間回應性、協商性、自愿性、共治性的協同互動以推動實現。這一治理方式的轉變意味著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樣態和互動形式成為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水平和治理績效的關鍵因素。除必要的政府強制性指令外,國家治理更多需要通過柔性、妥協和包容的方式增進多元主體之間的和諧互動,以促進治理合力形成。由此,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對實現多元主體之間團結高效的互動形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主協商是我國多黨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推動國家治理多元主體進一步形成團結高效互動關系的有效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人民內部各方面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這樣做起來,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礎,也才能凝聚起強大力量”[15]。在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力量,與作為國家治理多元力量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就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目標和具體方案進行廣泛的溝通協商,集中體現了新型政黨制度民主協商的制度屬性與現代國家治理方式柔性化相耦合的特點。經過社會主義長期建設實踐,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已經具備了相關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協商機制,但還沒有形成一種十分成熟、穩定和高效的協商治理模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有利于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更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有利于促進科學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6]。為此,要積極推動協商型政黨制度建設,健全“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17]的協商機制,從而以新型政黨制度的民主協商制度優勢帶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保障國家治理多元主體形成和諧、包容、高效的互動關系。

                  (三)國家治理機制由傳統垂直轉向現代扁平對建設民主型政黨制度提出要求

                  “國家治理的本質不是治民,而是民治?!盵18]國家治理與國家統治和國家管理的重要區別,不僅在于從根本上體現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體地位,更在于通過構建更加靈敏高效的治理機制使公民能夠以不同的形式、方法、途徑參與國家治理過程,保證治理過程的民主公正,從而將人民主權落到實處。隨著當代社會網絡與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傳統上由政府主導的“層層集中,層層下達”的垂直治理機制已經被越來越暢通的平面化信息交互渠道所打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隨著互聯網特別是移動互聯網發展,社會治理模式正在從單向管理轉向雙向互動,從線下轉向線上線下融合,從單純的政府監管向更加注重社會協同治理轉變”。要“利用互聯網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優勢,推進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會態勢、暢通溝通渠道、輔助決策施政”[19]。因此,依托現代智能互聯網技術和信息系統構建多元主體的無障礙溝通渠道,有效維護和擴展公民有序參與國家治理的權利,成為當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一項重要的現實需求。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維護和擴展公民民主權利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公民進行有序政治參與的重要制度渠道。作為新型政黨制度主體,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都是真實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能夠通過各自不同的渠道了解民情、集中民意,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對其進行充分反映和表達。因此,這一制度能夠確保國家治理在公共決策和行為方式上充分體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從而實現公民對國家治理的實質性參與,彰顯其與保障和落實人民主權地位的現代國家治理機制相契合的制度屬性和本質優越性。但同時也要認識到,現階段我國新型政黨制度還不完全適應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過程中公民不斷提高的政治參與積極性,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平臺還不夠多元和快捷,其利益表達的渠道還不夠暢通。為此,要加快完善和發展民主型政黨制度,搭建有利于提高公民政治參與科學性、及時性和高效性的多元化互動平臺和交流機制,使得黨群聯系直接化、民主治理扁平化、信息交流對稱化、決策過程透明化和治理結果公平化,從而進一步將人民主權落到實處。

                  三、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結構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現實路徑

                  將新型政黨制度結構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既是新型政黨制度自身不斷完善、成熟和發展的過程,也是提升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契合程度、進而充分發揮其治理效能的過程。因此,要在秉承制度內在屬性與遵循國家治理發展規律相結合的基礎上,統籌安排、精準施策,既把握完善新型政黨制度這一根本,又突出提升治理效能這一關鍵,確保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目標順利實現。

                  (一)增強治理主體能力建設,協調多元主體間關系

                  現代國家治理必須梳理國家管理者、人民、社會組織等多個治理主體間的相互關系,并根據其各自在國家治理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定位突出相應主體能力建設,進而通過彼此間的選擇和合作,實現國家治理效能最大化。在我國國家治理場域下,由于政黨是國家治理的關鍵組織力量,在多元治理主體中居于核心和樞紐地位,因此,統籌和協調多元主體間關系、幫助多元主體提升治理能力是政黨不可推卸的重要政治責任。要注重加強政黨主體能力建設,這樣不僅可以有效提升政黨自身治理能力,還可以通過政黨引導、組織和動員其他治理主體的能力建設,從而間接提升國家治理的水平和績效。

                  新型政黨制度構成了我國國家治理的政黨治理結構,提升政黨主體的治理能力,必須以政黨制度為依托實現執政黨與參政黨能力建設的協同推進。2020年1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同黨外人士共迎新春會上強調,“中國共產黨要持之以恒加強自身建設,民主黨派也要持續加強自身建設?!瓰橥七M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新的貢獻”[20]。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和領導黨,其治理能力建設不僅是自身執政能力的建設,更重要的是領導和團結其他各方力量參與國家治理的能力建設。為此,在實際工作中,執政黨必須尊重其他治理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性地位,通過政治引導、民主協商、服務協調等方式把黨的領導寓于同其他治理主體的團結合作之中;廣泛運用溝通、協商、討論、參與等形式推動黨的政治主張、路線方針、戰略規劃等成為多元主體的合作共識;加強各級黨委與領導干部引導和團結多元主體進行協同共治的意識;積極鼓勵、引導和規范公眾的政治參與,提高公眾進行政治參與的素養和能力。以此進一步鞏固和強化黨在國家治理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既要增強自身參與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自主性和主動性,更要發揮其廣泛性和進步性相結合的優勢,積極協助和配合執政黨協調多元主體之間的關系,推動形成執政黨領導的多元主體治理格局??傊?,通過加強國家治理中政黨主體的能力建設,既能在政黨制度層面上保證執政黨和參政黨協同共進,構建更加團結高效的政黨主體結構,又能提升國家治理大格局下政黨主體協調和整合其他治理主體力量的能力,形成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民主協商機制建設,改進國家治理方式

                  現代國家治理必須運用多種方式和手段,除了必要的強制、管控、指令等傳統治理方式之外,更要注重有利于多元主體和諧互動的對話、協商、溝通等方式在國家治理中的運用,從而逐步推進國家治理方式柔性化,彰顯治理的基本人文價值。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進而在國家治理方式和手段上更好地體現人民意志的要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統籌推進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政協協商、人民團體協商、基層協商以及社會組織協商,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完善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的落實機制,豐富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的制度化實踐”[21]。從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角度看,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民主協商實踐的制度化發展,為國家治理多元主體進行民主互動提供了科學化、規范化、有序化的制度渠道。完善政黨之間的民主協商機制建設,不僅對進一步加強多黨合作治理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改進國家治理方式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民主協商是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所具有的達成共識的有效機制,也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因此,加強民主協商機制建設,不僅要著眼于完善發展新型政黨制度的需要,更要注重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實現國家治理方式柔性化的全局目標。一是要發揮民主協商機制的示范和帶動作用,以已經形成較為成熟體例規范和經驗做法的政黨協商、政協協商機制,帶動其他國家治理主體間協商機制的健全完善,進一步形成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網絡化的協商民主體系,從而擴大民主協商方式在國家治理方式中的比重;二是要在把握不同治理主體間協商規律和特點的基礎上,推動政黨之間的民主協商機制與其他協商機制相互配套銜接,增強國家治理的多元主體之間進行平等協商的連貫性與協調性,從整體上促進更加科學高效、成熟定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形成;三是在國家、地方和基層等各級單位采取適應各層次特點的協商辦法,把握民主協商機制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四是要加強對民主協商機制運行情況的督促檢查,將知情明政、調研考察、交流互動、意見反饋等各個運作流程的結果納入相關部門績效考核,做到要求具體化、工作細致化、形式規范化,增強協商機制和協商結果對政黨治理國家的約束力和督促力??傊?,要堅持以完善民主協商機制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關鍵和重點,依靠民主協商機制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的協同創新、互動發展,進一步改進國家治理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三)加強多黨合作制度建設,完善國家治理中制度機制的運用

                  堅持和落實好人民當家作主是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無論是確保治理系統按照黨和國家既定的戰略目標展開治理,還是探索提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方法路徑,最終目的和歸宿都在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強調,“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使各方面制度和國家治理更好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確保人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22]。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作為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核心樞紐,既為執政黨與參政黨團結合作、執政(參政)為民提供了制度規范,也為堅持和落實好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推進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證。因此,必須加強多黨合作制度建設,以推進民主型政黨制度進一步融入國家治理體系,帶動國家治理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發展。

                  由于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管理者、人民、社會組織等國家治理主體密切相關,其治理效能的發揮涉及國家治理的各個方面,因此加強多黨合作制度建設必須著眼于實現國家治理整體效能最大化的根本目標。一是要進一步明確新型政黨制度在治理過程中的基礎性和樞紐性作用,從整體上把握和完善國家治理中多黨合作制度機制的運用,保證國家治理的穩定性和長期性;二是要推動現有的合作程序、合作內容以及合作形式以制度化、規范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增強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協調性和有效性,使國家治理的政黨結構主體在更具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發揮更大效能;三是要通過運用現代網絡通信技術手段,使政治協商和參政議政的形式更加多元化、快捷化,進而有效拓展多黨合作治理國家的空間,將多黨合作的功能優勢寓于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傊?,通過進一步加強國家治理中多黨合作制度機制的完善和運用,不僅能夠使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其他制度之間的聯系和銜接更加緊密圓融,還有助于在整體上形成多黨合作治理國家的有效載體和保障體系,進而有效拓展人民依法有序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途徑和形式,切實推動國家治理民主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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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16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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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和完善黨內監督體系的系統性、協調性和有效性 丁香五月啪啪,激情综合,色久久,色久久综合网,五月婷婷开心中文字幕